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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虎林 ‖远去的二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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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文精选网 时间:2019-06-13 21:23 阅读:次    作品点评
文/贺虎林
 
 
壬辰龙年盛夏,南方北方同时连日暴雨,东北的黑吉辽,南方的粤闽浙,洪灾险情不断,到处一片泽国。不少公路铁路中断,许多城镇成了孤岛,黑龙江上的黑瞎子岛差点被淹没,美丽的厦门大学漂在了汪洋中。我所在的山西也是阴雨涟涟,每天不是大雨,就是小雨。坐在家中,听着窗外噼噼啪啪的雨声,看着电视上揪心的洪灾画面,胸中不免涡浪漩漩。
 
就是那些日子的一天夜里,我抱着一本书读到很晚,不知什么时候眼睛眯搭上了。恍惚中,忽然看见老家的沟沟壑壑,倏尔洪波荡荡,浑浊的泥水水漫金山般急遽上涨,眨眼就淹到了坐落于山头上的我们的村庄。第一个进水的,竟是二弟的窑洞,洪水瞬间漫过了炕头,接着,窑顶上塌下磨盘大一块土疙瘩来,不偏不倚,正砸在二弟身上。吓得我大喊一声“救人”,一觉惊醒,却是一梦。我擦着头上的冷汗,好半天回不过劲来,心中升起一团疑云。思谋再三,还是给远在几百里外的侄儿打了个电话,要他务必回村去看看。
 
说实话长这么大,我是不太相信鬼神梦巫之类的。倒不是标榜自己有多么唯物主义。小时候寄居在外婆家时候,每每做了梦,说给外婆,外婆总是说,“小孩的梦,狗肚里的粪。”当然他们大人也做梦,外公外婆有时候早晨醒来,也会叨叨昨晚做了个啥啥梦,好啦歹啦。偶尔,外婆还会叫外公从箱子底翻出个巴掌大的书来查看查看。记得那本小书,硬封面,折叠式,上面印着“玉匣记”三个字,扉页上几行小楷,繁体的,像五言排律,道是:“夜有纷纷梦,神魂预吉凶。庄周虚化蝶,吕望兆飞熊。丁固生松贵,江海得笔聪。黄粱巫峡事,非此莫能穷。”里面的内容,则是七字一句的顺口溜,还不押韵,多以吉贵利凶结尾。字也不是很难认,读起来蛮好玩的,什么“乘龙上天主大贵,天光照身疾病除”;什么“上天求妻儿女贵,天上取物位王候”,等等。我们孩提不懂其中的玄奥,外公外婆看过后,也只是絮叨几句,偶尔会顺下眼,仿佛头顶飘过来块乌云,一两天后,也就散了。总之,没听说他们谁的梦,曾预兆见那个大家庭的什么吉祥抑或灾难。当然,外公血缘所系的我们这一大串家庭,姑表姨表好几十口人丁,这些年来好梦坏梦也是有的,吉凶祸福也是有的,和社会上所有的家庭一样,谁家没有个生老病死三灾两难?谁家没有个生儿育女婚庆嫁娶,及至升官发财好事齐天?
 
隔一天,侄儿的电话回了过来,说他回村看了,他爸的坟完好无损,既没塌陷,也没进水。我才放下心来。然而,思念胞弟的伤绪,却在雾淡了若干年后,突然又包围了我。
 
 
二弟是1989年殁的,距今已二十四个年头。那年也是龙年,正好是他的本命年,他人生的第三个本命年。他的死是我们全家人都没想到的,全村及他们单位的人,也对他的死感到很惊愕。他身体那么强壮,怎么竟会病故呢?
 
二弟的身体打小就很结实,记得母亲常说,老二抢了老大的奶水,老大小时候总病病殃殃,老二却壮实如虎,本来老大是虎。母亲说的本来我是虎,是指我的属相,我比二弟大两岁,不过我俩的实际年龄,只差十八个月,在我出生不到九个月的时候,母亲就怀上了他。而在他的身后,隔了四年才生下三弟,他便足足吃了三年的奶水,在娘肚里也待够了十个月。所以,他生下来胖脸蛋就有我的一个半大,身体四肢跟冬瓜莲藕拼接成似的。他还生性恋吃,母亲常说他嘴糙,什么东西都能咽得下。不像我,嘴鵮,吃东西挑三拣四的。因而他的身子骨总是比我结实耐扛,即使在1960年代那些饥馑的岁月,他的身体也没有过分衰弱过。可就是这么一个体魄健壮的汉子,偏偏就被病魔夺去了性命。
 
医生说,他的病,与抽烟有关。
 
这或许是。
 
我们家父子几个,就他一人抽烟,而且抽得很早,大约在十二三岁就学会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和他都被学校红卫兵勒令开除了,当时我们是不能见容的“黑五类”子弟,父亲是富农家庭出身兼“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那个年代,给谁戴个政治帽子很容易,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叫你桁杨加身。
 
我和二弟失学后,便开始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我进了父亲所在的钢厂打矿石,二弟到附近农村一个砖瓦场当了和泥工。和泥是件异常繁重的劳动,他每天至少要把二十平车黄土,先过了筛,用水洇好,再用铁锹调匀堆成一坨,然后用脚踩。踩泥看起来像走路,其实比走路要费力得多,那是在齐膝的泥泞中跋涉。他要把那么大一滩泥均匀地踩过三遍,然后用一把三寸宽二尺长的泥铲,切枣糕一般一铲一铲切下来,再用力啪啪甩成新的一坨。如此反复三遍后,拓砖坯瓦的泥才算是劲道可用了。但二弟已累到连腰都直不起来的地步,拖着只穿了一条裤头的身体,像只泥猴晃晃悠悠瘫倒在地上,蜷缩作一团幽幽喘气。这时候师傅才发话说,“歇歇吧,抽袋烟解解乏,”说着递给他一管旱烟袋。
 
二弟就是从这里学会了抽烟。抽烟对他,是一种奖赏。
 
二弟从小干活就不惜力气。记得小时候,工厂家属院还没有自来水,家家都是到附近五龙村去打井水,我和二弟每天抬着个铁水桶去那里汲水。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岁。我个子比他高,水桶搁在扁担上,硬硬的铁桶梁就顺着扁担,一点点从高处往低处溜。有时候我还故意使坏踮起脚,或者耸起肩膀,于是那四五十斤的重量,几乎就全压到了他的身上。但是他咬着牙挺着,多少次压得他都哭了,他也不反抗,我还讥讽他稀汤尿水不像个男子汉。挑烧土干其他活也是这样。到家后我自然免不了挨父母训斥,有时候妈妈还操起笤帚要打我,我拔腿就跑,他就满足得笑了,蹦着高问我:“谁不是男子汉?”
 
十三岁的二弟成了砖瓦场的好劳力,几个师傅渐渐喜欢上了他。慢慢的就让他当徒弟,学着做拓砖坯瓦的技术活,有时候晚上还留下他一起看砖窑,无意间说些掌握火候的小秘诀。当然白天他该干啥还得干啥。砖瓦场是村里自办的,烧的砖瓦主要为村集体自己用。里面的小工都是村里的壮劳力,但是偷奸耍滑都不肯卖力气,反正是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只有二弟是外来的,还是个小“黑五类”分子,给你份报酬已经不错了。
 
二弟每天的报酬是一毛钱,当时能买两根冰棍,或者一盒金鱼牌香烟。头个月领到第一份工钱后,他兴冲冲跑到厂里的小卖部,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根冰棍,给妈妈买了只发卡,给爸爸买了盒金鱼牌香烟。他幸福地往家里奔,快要到家的时候,被一个戴红袖章的工人拦住了,问他哪来的钱。二弟说他挣的。造反派工人说你个小屁孩去哪能挣下钱?一定是偷的,要不就是偷厂里的铁卖的钱。弟弟抗辩说就是我挣的,我和泥拓砖挣下的。可是没等他说完,手中的东西已被劈头抢了去。弟弟用了蛮力死命朝回夺,脸上又重重挨了一耳光,打得他趔趔趄趄摔倒在地上。
 
以前我们兄弟俩,可是很受工人们喜欢的。我们家从太原调来的时候,爸爸任工程师,工人们见了我们,总喜欢卡着胳肢窝把我们举过头顶,要么抛上抛下,要么甩开转圈,逗着要我们管他们叫叔叔。现在打了个颠倒,我们突然都变成了“小反革命”,无论大人小孩,都敢指着鼻子这么骂我们,稍有反抗,就会招来更重的凌辱和欺打。我们在山一样的高压和茅坑板一样的践踏下,战战兢兢度过了那段卑微的岁月。然后于1969年的腊冬,跟着被戴上“两反”帽子的父亲,押解回吕梁老家来。
 
记得在发配途中,我们兄妹们还憨憨地高兴过一阵儿,以为终于跳出火坑了。以为回到故乡,一切倒悬困厄就都解除了。故乡,多么亲切又富有诗意的两个字,以致大家一度还产生出许多憧憬和遐想。然而,当我们背着行囊踏进那个叫新舍窠的村子的时候,眼前的景象把我们兄妹们几乎吓傻了。
 
山路是那么的险峻,险峻得山羊行走也会打颤;土地是那么的破碎,破碎得像一块块尿布挂在山坡上;窑洞是那么的原始,原始得犹如半坡遗址;被褥衣衫是那么的破烂,破烂得不亚于乞丐的百衲衣裳。这么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寒焦渴的生活,过去只有在历史电影里才看到过,如今,我们却走进了影片中。
 
爸爸十岁左右就离开了故乡,知天命之年又被赶了回来,除了带回来几口人,他几乎一无所有。而且对于农耕,也几乎一窍不通。我们兄弟几个,也是一窍不通。尤其是面对这么恶劣的自然生产条件,我们父子几乎无所适从。每天天刚麻麻亮,生产队长就吆喝出工了:担上笸箩拿上锄鐝铁锹,出门捎担粪,收工捎秸茬。这叫“路不空走,肩不空歇”,因为耕地离村庄太远了。干活那叫个累啊,百十斤的粪担上,还要挂上三大件农具,走起路来叮当晃荡。脚下是六七十度的羊肠小道,很多地段,不是壁立千仞,就是悬崖百丈。我和父亲都不敢走,只得蹲在地上拽着粪笸箩挪。队长就用很污秽的语言辱骂,也不顾及上几代跟我们还是同一个祖宗。二弟开始也不敢走,但是没用多久,他竟奇迹般跟打小山里长大的一样行走自如了。而我却战战兢兢还像走钢丝。二弟就走到一块能歇脚的地方,丢下担子回来接我。队长便开始叫骂,你妈的笨蛋!狗日的奸猾鬼!我羞愧难当,又不敢反抗,更恨自己不争气,还不如从小被我讥诮不像个男子汉的二弟。可是没办法,我真的腿软得直发抖。二弟因为兼顾我和父亲,不免耽搁自己的活,因此也遭到辱骂。月底按大寨评分法评工分时候,我们父子三人,政治表现铁定要扣掉二分,劳动表现再扣掉二分,生产技术再扣掉二分,我和父亲“偷奸滑懒”,还得扣掉一到二分,这样评下来,我们父子仨出勤一天实际得到的工分,加在一起还不及其他一个普通劳力的。开始我们认了,可是两年后,我和二弟都出落成壮劳力了,干的活也比别人既多且重,我还是要被三克两扣。二弟少扣或者不扣了,其中除了他舍身泼命地干活,还因为他为集体和贫下中农们,额外无偿地做了奉献。
 
 
起因是生产队集体要盖新窑洞。那年上面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面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予以响应。我们村要建新农村是没有能力的,集体每年的工分款,最多时也就五分钱,多数人家,连当年的口粮款都挣不够,哪还有钱盖新窑?大队党支部就决定,盖一座集体办公的新窑洞,好歹给社会主义新农村搭个门脸儿。可是集体也没钱,村干部就想了个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全村的劳力尽义务。当时的农村什么都缺,不缺的就是廉价劳动力,但是拓砖烧砖没有人会。于是,二弟脱颖而出了。
 
二弟成了拓砖烧砖的大把式,带领着全村的劳力,取土,和泥,脱坯,烧窑。村支书说,真看不出这小“黑五类”,还有这么两把刷子。然后问,会不会楦窑?二弟说,差不多吧。我赶紧制止他,说,你哪里会?村支书也歪着眼说,这可是盖社会主义大厦呢,要是盖塌了,送你坐牢监!
 
那天晚上二弟趴在炕桌上,写写画画向父亲讨教,窑墙要多厚,楦顶半径要几尺……。我心里想,这小子葫芦里有数啊。爸爸是工程师,设计过多少车间高炉,土建,基建,什么不懂?但是毕竟,设计和动手是两码事,你俩谁也没做过泥瓦工呀。要是弄砸了,就有可能蹲监狱。那个年代,监狱里真正的刑事犯并不多,多的就是这种准“政治犯”,破坏分子,反攻倒算分子,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坏分子……
 
不过几个月后,五孔新窑洞还真的盖起来了,青砖白灰,双“喜”格的女儿墙,新崭崭的矗立在了村口。可是就在往新窑洞上挂党支部、革委会招牌的当天,父亲又被五花大绑,押在窑顶上挨了场批斗,罪名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黑爪牙”。公社武装部长和村支书带头喊口号,底下村民没有人响应,只有一群小孩跟着起哄。村民们悄悄议论说,日你个祖宗,人家父子帮咱盖起了新窑,咱捆上人家当批斗台子,天底下还有这样的道理?林彪反不反革命,关他家父子狗屁事?能他娘的扯到一起吗?批斗完之后,父亲被公社造反派一脚踹倒在窑顶上,二弟把父亲背回家后哭着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不修这狗日的灵堂!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二弟,面对这个世界发出的一声硬邦邦抗争。
 
二弟盖窑盖得伤了心,不过也因此出了名。打那以后,家家都请他去翻灶垒炕泥窑墙,不过都是白干,有些很穷的人家,他甚至连顿饭也吃不上,掺蓖麻叶的旱烟倒是管够。我觉得他太窝囊太没出息,打小就没出息,长这么大还是没出息,凭什么要低三下四讨好他们?可他就爱做这些没出息的事。慢慢地,还出面给人家婚丧嫁娶牵头凑份子,尤其是那些难说话不好惹的人家,别人都不愿出面,人家来找他,他就去张罗,为此还惹过几回闲气。好在人情倒是挣下一点,再评工分,贫下中农们便都说他是好劳力,应该挣十分。
 
二弟无师自通成了村里的能人手艺人,大姑娘小媳妇便都非常待见他,就有人抢着给他说媳妇。中国的女性找对象,历来是一张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风向标。公社化时期有那么好些年,农村女娃找对象位列前三的,一是吃公家饭的,二是当兵吃皇粮的,三是有点手艺的。那时候广大农村吃公家饭的凤毛麟角,即便有一个半个,眼睛也是瞄着“吃细粮”的城里人。当兵的村里不免有一个两个,不过在外头吃了两年白面大米后,眼睛就有点高起来了,只有十里一枝花,或者支书主任的千金娃,才能攀得上。所以大多数女娃,就把眼光瞄在了有点手艺的小伙子身上。可是我们老家自古手艺人就少,十里八村,有一两个铁匠木匠泥瓦匠,就稀罕得不得了。也因此一旦有了门手艺,方圆几十里都有了名气,哪哪哪村,谁谁谁家,啥啥啥匠,然后啧啧竖起大拇指,不啻于羡慕当今的“高富帅”。我们被压回村那年,村里就只有一个木匠,是我的二爷爷,他是在劳改农场里,学了个二把刀。解放前他在平遥开着个商号,土改时被定成经营地主,“一化三改造”时候被丢进了监狱里。村里人说,人家那门头人的脑瓜灵,靠啥也能比别人家活得瓷实。大家就羡慕二爷这个“劳改犯”,常常能吃上粉豆腐菜炸油糕,这在当年可是叫人馋羡得要死的好汤水。村里好些人家,都巴结二爷想叫娃给他当徒弟,可二爷一个都不收,跟其他匠人一样,二爷的手艺只传自家娃。
 
如今有人主动上门来说亲,二弟却说他不要,他要等他哥哥先娶了他再娶。我说我不娶,你该娶娶。二弟说你不娶我也不娶。我说我这辈子都不娶。二弟说,你一辈子不娶我也不娶。于是爸妈就忙着给我说媳妇。我说你们想把我一辈子拴死在黄土圪梁上吗?爸妈说,死了心吧孩子,能活下去就算不错了。二弟也说,农村就农村吧,受苦人一茬呢,又不是光咱,有啥丢人的?再有人给他提亲,他就说,愿意了嫁给我哥吧,我哥比我有文化。人家说,有文化顶毬啥用?学校都天天学工学农呢,学出来也是个敬神的灯瓜瓜——摆设罢了。我听到后,再看书都要躲着人。
 
不过我却不死心,总觉得我应该学有所成,总觉得天会降大任与我。不夸口地说,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业差不多门门都是优秀,每次升学没觉得多吃力就考上了。这或许骄纵了我,滋养了我的野心,就梦想着将来要做诗人、作家、科学家,觉得诗人作家科学家才是最崇高的人。我也设想过当不了作家就当一名记者,一支笔走遍大江南北,记录下人间春色山河变化。再不然就考地质大学,将来做一名地质工作者,骑马挎包走天涯,著述一本现代《徐霞客游记》。不管学什么做什么,都应该成为这个社会最有用的人,何以学了十几年,最后出落到这般田地?整天像戴着镣铐的苦役犯!可是憨憨的二弟,就知道有身好力气,就只会逆来顺受,受苦,受罪,受驱使。二弟说,哥,我也不想受罪呀,我也不想受人摆布呀,可有啥法子?咱妈把咱生到这个家了,咱爸这辈子罪过赎不完了,有人肯嫁给咱,咱能吃饱穿暖,也就不错了。你能提溜着头发,跳出这个地球?我瞪大眼睛瞅着他,莫名其妙他脑子里,怎么装着这么一堆猪下水?
 
但是二弟却不以为然,每天依旧很勤快地起床,扛上农具担起笸箩,按照生产队长的分派,很乐意地做这干那。干活的时候和那些媳妇后生们,哥呀姐呀嘻嘻哈哈地开怀说笑,晚上收工后,或者下雨天,被人家叫去泥窑盘炕当义工。回来的时候,耳朵上夹根劣质纸烟。到了冬天农活少了,泥水活也不能做了,就每天早早地担了笸箩,去十几里外的一个国营煤矿扫场场。
 
扫场场就是把煤场上洒下的煤末,一点一点扫起来担回家,烧火做饭用。那个年月我们那一带,很多山里人家穷得连烧火做饭用的煤都买不起,薪炭林也很少,农村大部分时间,都是烧秸秆茬子做饭取暖。学大寨时期,集体连秸秆都不分了,全部用来沤了肥,农户的薪柴就更少了。于是,到很远的煤矿上去扫场场,就成了冬日农家的一件主要营生。大人,小孩,每人两只笸箩一把笤帚一个小簸箕,天不亮就出发步行十几里,乘煤矿工人还没上班,偷偷摸摸将煤堆周边装车洒下的煤末扫拢来,连土带石头装进笸箩里。有胆大一点的,躲过看场人从煤堆上偷一两簸箕。看场的发现了,铁锹就抡过来,不是抢走笸箩,就是拽走扁担,苦苦求饶后讨回了工具,却只能空着笸箩无功而返。大家这样地讨生活,做人的尊严早没有了,不是乞丐也不亚于乞丐。好在那一张张脸,被厚厚的黑煤末苫住了,但是那两只眼珠子,却掩不住内心的无奈与哀戚。
 
我们父子三人都去扫过场场,不过很快我和爸爸就不去了,不是我们不愿去,是二弟不叫我们去了。二弟说,你俩都别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爸在咱老家,过去名气多大,头名秀才,唯一考上太原成成中学的,还当过官。我哥脸皮薄,又是高中生,再去,真的没人嫁给他了。
 
二弟就这么忍辱负重受着苦,受着罪。到我娶了媳妇,他也娶了媳妇,还是这么受苦受罪。到我考上大学,三弟接班当了工人,他依然是这么受苦受罪。直到1983年他才招工离开,结束了那段苦难生涯。
 
 
爸爸是1977年重回工厂的。从那一年起,我们家喜讯连连,先是父亲平反了,接着是我考上大学,再后来大妹妹也荣登秋榜。但是爸爸却高兴不起来。他逃出去了,我逃出去了,大妹妹也逃出去了,可是他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丢在大山里。于是他天天找有关部门落实政策,请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得到的答复却一个比一个冰冷。无奈之下,他只好要求退休,好让儿子去接班。可是叫谁去接班,他却犯了难,便来找我商量。我听出他的意思来,他倾向于二弟。
 
爸爸从小就偏爱老二。在我们兄弟三人中,老二最乖巧最柔善,憨憨的样子,憨憨的性格,既不像老三的倔强,也不像我的拗黠,因而深得父母疼爱。记得小时候受到父母责罚时,我就是罚了跪也不服,要不就拍屁股跑掉了。他可不。妈妈的笤帚还没举起来,他就哭着求饶了,“妈妈我再也不敢了。”其实很多时候,他的“错”都是我唆使的结果,比如偷吃墙上吊着的干馍片。那馍片是物质匮乏年代,母亲忍痛给爸爸准备的干粮,爸爸是家里的台柱子,妈妈不得不削卒保帅。每次“偷”的时候,都是我把他扶上桌子,让他“偷”了俩人分。每人两片,或者我三片他两片,他认为都是合理的,因为我比他大我是哥。妈妈回来发现了小脚印,刚一讯问他就招供了,一副很不争气的样子。我就背后教训威吓他,再偷了不给他吃了。于是再被发现时,妈妈举着笤帚要他老实说,他噘着嘴,黑眼珠搅动着大眼窝里汪汪的泪水,委屈的眼神在妈妈和我之间飘来飘去。我装作看不见,有时还偷着乐他的憨样子。妈妈的笤帚落到屁股上,他哇地哭了,但还是咬着牙不肯吐真情。母亲当然是早猜到了,只是二弟不供出我,她也不好“枉加”责罚。一会儿烟消云散了,他又跟在我屁股后颠跶颠跶跑,边跑还边邀功似地说,“哥哥我没把你说出来,哥哥我没把你说出来。”不过他也因此得到不少“好处”,我会带他去参加“抓鬼子”游戏,领他去逮蚂蚱扣蛐蛐;或者“斗鸡”的时候,礼让他三步。另外,他去工地送饭的时候,爸爸会把里头仅有的肉片,都喂给他。
 
我没支持父亲的意见,我主张让老三接班。我说老二已经成家都有孩子了,户口又转不出去,一家人南北两地生活,困难会很多。老三还没成家,如果继续留在农村,将来也只能找个农村户口。我们兄弟仨,都拖累上一群农村人口,还得种责任田,还得在外面工作,长期两地分居,这样的日子,比种地好不了多少。如果叫老三接班,至少可减少一个拖累。爸爸还是犹豫不决。我说你回去跟老二商量吧,相信他会赞同我。果不其然,爸爸把我俩的意见说给二弟,二弟当即就表态让三弟去吧,他自己慢慢朝出熬。年迈的父亲登时苦泪潸然,搂住儿子连声说,“爸爸对不住你。”
 
从此二弟一个人,继续留在老家耕种全家的责任田,犁耧锄耙,春种秋收。我放了假回去,也和他一起劳作。歇息的时候,兄弟俩坐在山头上,回忆这些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喟叹世事的沧桑变化。二弟眯缝起眼瞅着远山,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抽了几烟锅后,捏起汗衫襟揩揩烟嘴,把烟管朝我递过来,未等我接住他又缩了回去,笑着说:“忘了哥哥不抽烟。”我伸手抓过他的烟管,边说“我抽”边将烟嘴衔进嘴里,大口大口品尝起那辛涩的滋味。
 
两年后,父亲所在的工厂扩建招工,爸爸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指标,二弟却说,叫小妹去吧,我反正就这样了。这一次,爸爸死活没同意。
 
 
二弟到晋城当了轧钢工人,我大学毕业分配回了吕梁地委党校。现在我和二弟掉了个个儿,每到周日,我都得脱下楚楚衣冠换上破旧的劳动服,回村去耕种两家的责任田。二弟心疼我,轮休日就和别人换工上班,然后集中攒下一个月假期回来帮我。我俩的这种生存方式,是当时中国城乡相当一部分家庭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中国城乡制度、户籍制度的惨淡产物,它就像一边胶皮轱辘一边木轱辘的一架马车,别别扭扭死扒活挣地朝前爬行着,有谁能知道那拉车的生灵,经受着怎样无法言说的艰难痛苦?
 
19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打听到一位晋城籍在离石工作的工人,想回晋城老家去,于是双方发生了联系。俩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才终于办成对调手续。那个晋城人,年龄比二弟大十好几岁,当兵复原安置到了离石,过了半辈子有妻没女人的日子,这回总算锅底锅盖团聚了。
 
二弟调回到离石县煤运公司,很快就混得上下圆熟,又赶上第一轮企业承包改革,不少人就积极推选他当副经理,可就在这时候,他却得病了,先是感冒,然后一直咳嗽。起初谁也没在意,以为一个普通的病而已。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他的咳嗽却有增无减,坐起来好一点,一躺下就咳个不止,咳得他整夜不能入睡,只有坐着还能打个盹。到地区医院检查,说是肺炎,建议住院。治疗了一个月,一点不见效,呼吸科便建议转到传染科,说是肺结核。传染科经过几个疗程,也是丝毫不见好转,又叫转回到呼吸科。那时候我已经从地委党校调到地委办公室。一位医生婉曲地跟我说,要么去省医院看看吧?她怀疑是……,说着在纸上写下两个小小的英文字母。我看了一下紧张起来,第二天便带他赶往山西省肿瘤医院,一到就做检查,没等X光片出来,医生就下了结论。我一听顿时吓傻了,怎么可能?怎么竟会是二弟?
 
那个年月人们对癌症视如洪水猛兽,一说是癌症,等于宣判了死刑。背过二弟,我的泪水哗哗朝出淌,一再请医生确认是不是真的?医生安慰我,说过几天再做个内窥镜检查,取个活检更保险。我不明白他说的更保险是指“是”还是“不是”,我强烈的愿望当然希冀最后的结论是否定的。然而三天后,内窥室主任从检查室出来黯然对我说,“弥散性肺癌。”我一听几乎崩溃了。扶着二弟往招待所走的时候,不是我扶着他,而是他扶着我,他还问我,“哥你是不是病了?”
 
他们公司的经理跟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说回去吧不用看了,该吃啥好的吃啥好的吧。当时我真想扇他个嘴巴子。怎么会有这么没人性的领导?我弟弟这么年轻这么善良,在单位人人夸,还准备选他当副经理呢,怎么刚得了病,就说出这么残忍的话来?就打算撒手不治,要他等着去死呢?就是一位耄耋老人,也不能不治等着死吧?可是那经理喋喋不休说了一堆无需治疗的理由,核心观点就是癌症必死无疑,治也是瞎花钱。我责问他,要是你弟弟,你治不治?他说那要看情况。我真想臭骂他一顿,但还是克制住了,耐心地和他商量下一步怎么配合治疗,没想到他居然拒绝支付医疗费,说公司亏损,拿不出钱。那时候公费医疗,都是先由自己垫支,然后按比例结算报销。这让我一时陷入了困境,我当时的工资不过几十块钱,可是住院费,一次就得预交一万元。
 
我们全家把所有能拿出的钱都拿出来了,我还向单位的同事们借了一点。二弟单位的同事每人或五元或十元捐助了几百元,令我至今都心存感念,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我不得不向亲戚们求助,同时向几个舅舅、舅表兄弟催要他们欠我父亲和二弟的几千块借款。是在几年前,大舅为帮助在农村的二舅,向大家借钱为他买了一部货车。父亲感念大舅二舅曾经对我们的帮助,把自己的全部退休金,以及二弟工作以来积攒下的工资,全都借给了他们。不料第二年大舅发生脑梗偏瘫,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车也好像没有挣到什么钱,父亲和二弟的钱竟成了无头债。现在二弟救命在急,我不得不向表弟们求援,然而直到二弟行将离去,他们也未能把钱还上,思来真是让人心寒。还有他们公司,也始终没有给二弟垫支一分医疗费。若干年后,我在一所医院,巧遇他们单位的经理,他八十多岁的父亲得了前列腺癌,准备住院手术。当时我真想诘问他一句,但是转念一想,还是打消了念头。不知道他转过身,会否扪心自问?
 
 
二弟烤电吃药六个月了,病情一点不见好转。刚住院那几天,我还充满信心,烤电一周后休息一天,我还蛮有心情地带他出去转了一天。去桥头街钟楼街逛了商场,到儿童公园看了海子,还去上马街看了我们儿时的老宅院。在街口的那棵老槐树前,兄弟俩盘桓再三,我问他还记得小时候在树下捉迷藏的情景吗?他说记不得了。我又问他记不记得大家抢占上马墩?他还是说记不得了。他可能确实不记得了,我们家离开这里的时候,他才四岁多。我的脑海里也只留下些漫漶的晕点,和一幅幅烟云依稀的水墨画,唯有这棵老槐树,像座灯塔永远矗立在心中。还有儿童公园里的海子,以及倒映在水中,那些粗大沧桑的老柳树。
 
那天二弟在地摊上,还买了双黑皮鞋。有件咖啡色飞行皮衣,他试穿再三,很想买,我却诓他说不好看。不知道我当时出于什么考虑,致使留下一桩永远的遗憾。其实二弟穿着很酷。他一米七二的个头,肩膀也很宽,从小繁重的劳动,把他的身体锤炼得膀阔胸挺,皮夹克往身上一穿,立马变成很帅一个倒三角形。二弟打小就喜欢穿戴,妈妈也总是把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一色的袄裤,一色的鞋袜,连帽子和吃饭时套的胸巾,都是同一个样式同一种颜色。所以经常,他如果先起床了,保准穿错衣服。我就要揍他,他嘻嘻哈哈边笑边跑,害得我光着屁股满屋子追他,叫他回头瞧瞧屁股上有没有黑手印。母亲说小时候我的裤子,后腚上总有两片黑手印,老二就没有,老二的手脏了,总是挓挲着两手哭着要妈妈洗。还有老大的头发,啥时候都是乱糟糟的,妈妈刚给梳理好,扭头我一把就兜乱了,我不喜欢衣冠楚楚的样子。老二却特别爱拽,屁大一点儿梳个分头,牛气轰轰像个小绅士。照相的时候,抬头挺胸站得笔直,两根中指齐齐地对着裤缝。1983年当工人后回家过年,他竟然穿了西装回村来,还系了一条鲜艳的领带。那个时候,北京大街上穿西装的也不多。
 
二弟好吃的名声,在家属院也是人人都知道。一次全家吃完炖鸡,让他去倒骨头,好久不见回来,妈妈叫我去找,我出大门外一瞧,他正蹲在垃圾堆上,津津有味重新啃吮每一根骨头。只可惜在他活着的年代,没有多少好吃的,也没有钱买好吃的,等他挣上钱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了,他却没有口福了。我一度想,要是二弟能活到现在,一定是那种能挣会花的男士。那天在钟楼街桥头街,我们去吃了“老鼠窟”汤圆,吃了“认一力”饺子,还买回去几个天津“狗不理”包子。二弟说,这些老字号,他脑子里都记得。那年春节,是我和他在肿瘤医院一起过的年,我特意为他买了只道口烧鸡,他吃得大快朵颐。让我吃,我说你能吃就全吃了,他就把一整只烧鸡都吃了,连每根鸡肋都捋吮得干干净净。看着他的吃相,我既欣慰又很痛楚,欣慰的是看他的饭量,他的病或许能治好;痛楚的是生命的无奈,病魔的无情,还有我的无能。
 
没料想春节过后,他的病情急转直下。
 
 
是正月刚尽,父亲打来电话,说医生叫我赶紧去太原。我急忙赶往省城。医生对我说,复查了一下,你弟弟的病情不是很好。我问怎么了?回答说可能引发了放射性肺炎,建议去北京进一步治疗。我顾不得细究什么是放射性肺炎,赶紧筹钱往北京转院。
 
到了北京301医院,床位紧张,托一位吕梁籍老同志找关系,拿了红包才住了进去。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专家为二弟做了检查,老专家看了从太原带来的光片,略带愠色说,怎么把人治成这样?病灶明明在肺的下部,怎么烤上部?半个肺叶都烤干了,怎么不得放射性肺炎?我才弄明白,放射性肺炎就是肺叶被射线烤焦了。我听了真是心都碎了,想起来在太原第一次检查后,内窥镜室主任建议先去化疗科化疗,然后再放疗,由于化疗科没有床位,才住进了放疗科。可是无论治疗程序如何,总不至于连病灶位置也弄不清吧?现在还能说什么?只有求助老菩萨圣手回天了。我想这里都是国家级水平,二弟可能会转危为安的。我没敢再回去上班,决定天天陪着二弟,直到他的病好了,可是两周后的一天,他突然窒息。
 
是住进病房第十七天的下午,输完液后,他盘腿坐在病床上和我说着话。他情绪还好,神情也安详,只是瘦削了许多,血色也少,本来就白净的皮肤,现在看着更白了。大眼睛明显凹下去。我跟他说,上午我去东直门北京中医医院给他求了几付中药,已经泡上了,晚上就可以煎服。他说,为了我,你班也不能上了,领导会不会批评你?我说没事,三干会已经开过了,最近不会有什么重要工作。他说,去年爸爸陪了他六个月,头发都熬白了。我听了心酸,岔开了话题,说等治疗一段,天气暖和了,我们去看天安门逛颐和园,昆明湖的春水爱人得很。他戚然说,长这么大第一次到北京,没想到竟然是这么来见她。我鼓励他说,等你好了,我们挨个儿去逛,把北京的景点都逛一遍,多照几张相留作纪念。他说好,然后说要喝水。我倒一杯水递给他,他接过杯子刚要张口,眼睛却突然暴突呜呜叫起来。我还未来得及问他怎么啦,他已猛然从床上站起来,同时更剧烈地呜呜呻唤,脖颈伸出老长老长,像溺水之人马上要憋死的样子。几个护士冲进来,问怎么啦怎么啦?他终于喘出一口气,结结巴巴说要、要拉,还做出要下床的样子。护士喊要拉就拉,他却揪着自己的裤子想朝下拽,另一只手还紧紧端平了水杯怕水洒出来。护士说,别管这些,赶快拉出来!就闻见一股浓烈的臭味弥漫开来。护士三把两把将他的裤子扒下来,里头已经一片狼藉。他终于缓过气来,红着脸对护士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护士没说话,给他脱掉裤子并擦拭污秽。我提了他的裤子去水房冲洗,泪水止不住像水龙头里的水一样哗哗朝外注。随后我去找医生咨询,希望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但是年轻英俊的军医对我说,出院回去吧,老实说,我们一开始就是安慰治疗。我浑身稀软得站不起来,乞求他说能不能再尝试尝试?医生说,来得太晚了。
 
我不想走,也不敢跟弟弟说我们得回去了。随后的三天里,弟弟发作的次数多起来,程度也强弱不等,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医生护士虽然照旧每天查房下药,但是我看出来,他们已经不再努力。
 
我们坐着从朋友处借来的小轿车,沿一条战备公路朝山西赶。车轮沙沙作响,穿行在燕山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间。远山已经泛绿,路边的白杨还是光秃秃,我的心情,也跟这些树干一样的枯槁。弟弟坐在副驾驶座上,车窗半开,这样他才能呼吸顺畅。一路上他一言不发,眼睛直勾勾盯着前方,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我没敢告诉他实情,谎称医生制定了治疗方案,让我们回去疗养。把关乎生死的决定用这样的假话说给他,谁知道我内心有多么痛苦多么挣扎!坐在他的身后,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存在,只丢下一颗没着没落凄惨的心,孤悬在青灰的苍穹下。每当司机报一次站点,我就刀剜似的颤栗一次,就希望这条公路没有尽头,好让我陪着亲爱的弟弟,一直这么走下去……
 
几个小时后,到达了太原。我犹豫不决,是接着走,还是再住进肿瘤医院?便利用吃饭的机会,偷摸着给原先帮助过我们的那位医生打了个电话,得到的答复是没必要了,北京都治不了,还是回去吧。我还是不死心,给隶属于吕梁的汾阳医院院长打了个电话,请求他的帮助,他爽快地答应了,说他马上安排。
 
我们又住进了汾阳医院。这是吕梁最好的医院,旁边还设有山西医科大分校和吕梁高护学校。我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了这里。医生听了我的介绍,象征性地做了些检查,然后按照北京医生的处方,继续给二弟用药。
 
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篇关于对癌症病人不当治疗、过度治疗的报道,不禁检讨当年我带二弟治疗,是不是也属于这种类型?然而当时,我的确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能放弃,绝不能放弃,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努力!
 
二弟开始出现脏器疼痛,出现昏睡,并伴随着说胡话。我很害怕,便不断摇醒他,跟他说话。我跟他回忆儿时欢乐的时光,想调动他内心积极的能量,他却没兴趣,反倒总提一些苦涩的记忆。而我又不想说,怕惹他痛苦更甚,但他就是要回忆这些,我只得和他敷衍。他说,哥你记得那年爸爸被捕,群旺他们天天打我们吗?我说记得。他又说,你记得那时候妈天天去高炉上拾废铁,家属子弟们抢咱妈的铁,咱俩跟他们打架吗?我说记得,有一回,我被刘成压在渣坡上,你上来帮我,照他屁股上砸了一锤子,他跳起来,把你打得鼻子流血。他说,那会儿哥你九岁,我七岁,和慧丰(他大儿子)现在一般大。然后他开始向我交代他孩子们的事情,要我看在兄弟份上,好好照顾他三个可怜的娃娃,说着眼泪流下来。我抱住他,用力抚摸他的脊背,苍白地安慰他,说不要多想,你会好的会好的,然而眼泪也是止不住地往下淌。
 
我想他是知道自己的病情了。从北京往回走的时候,他曾经问过我他到底得的什么病,问我是不是没办法治了?我语焉不详回答他,他肯定从我的支吾中觉察出来了,或者在此之前早就猜出来了,只是他自己也不愿意相信,厄运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一次,他不问了,说明他已确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弟媳从北京开始也一直陪在他身边,到了晚上,夫妻俩头抵头互诉衷肠,说一通,哭一通,病房里整夜都是啜泣声。我躺在黑暗角落里和他们一起流泪,绝望的泪水把我都要漂起来了。要说谁也懂得人固有一死,但是谁又能轻易接受亲人的死亡?何况弟弟还这么年轻,他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他的前程正蔚然铺开。他已经在村里批下宅基地,地基都打好了,烧下的砖一摞一摞码在那里,就等天暖和了开工修建。他已经叫我帮他在城里联系好了学校,叫他的大儿子进城读书,再有几个月就要报到了。他还和他们的几个经理副经理,一起向县经委报送了承包方案,正雄心勃勃准备参加第一轮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批复马上就要发下来了。他还建议村支书给他们公司打了个报告(当时乡镇煤矿归他们管),想帮村里开一座村办煤矿,让乡亲们都能过上富裕生活……
 
我站在黑沉沉夜幕下暗暗向上苍祷告,希望有大慈大悲的神灵救救我的弟弟。他这么良善,几十年受尽煎熬,一生几乎没做过一件坏事亏心事,怎么竟会遭遇如此万劫不复的灾难?难道真是“良善的受贫穷又命短,作恶的享富贵却寿延”?佛你怎么说?菩萨你怎讲?阎王你怎么忍心?
 
 
二弟的五官开始变形,一张白净端正的脸,嘴眼突然变得歪斜。我原以为是从北京回来的路上,开车窗叫风吹的。院长和室主任却说,可能是癌细胞转移所致。但我终不愿相信,恳请他们先按面部神经麻痹治治。二弟说他许多部位都疼得厉害,医生说用点杜冷丁吧。我问会不会使他产生毒品依赖?医生说,眼下缓解疼痛更重要,让他舒服一点,总比难受好。
 
第三天,院长委婉但很诚恳地要我考虑一下,是继续在这里治疗,还是转回离石去?我愣了一下问,院长的意思是……他说没别的意思,他只是替我多考虑一步。我明白了,抑制住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喉头痉挛地说,让我跟弟弟商量一下。
 
记不得我是怎么跟二弟说的,我想我当时的精神,已经快要崩溃。我把脸扭向一边,不敢看二弟的眼睛,他默默盯着我,盯着我的侧面,足足有五六分钟,听见他沙哑地说:“那就回吧。”
 
我趔趔趄趄走出病房,后脚还没迈出去,我的泪雨就滂沱如注。记得三天前,车出太原路过晋祠时,我脑海里忽然闪过周成王桐叶封弟的故事,一时还生出许多感念。可是而今,我心底所有的承诺与挣搏,即将全部化为泡影。当着院长医生的面,我几近哽咽,院长呐呐对我说,那我就安排车和护送医生了。
 
下午两点,给二弟输完最后一滴液,大家开始收拾行装。我把二弟从后背、腿弯处抱起,他无力地搂住我的脖颈,身体像稀软的面条塌陷在我的膊弯里。他的体重已经不足九十斤,但我却像抱着一座山一般举步维艰,每跨下一个台阶,都好似打夯机砸向地面。
 
走出住院楼楼门,尼桑面包车和医生已经等候在楼下。我把二弟放下,慢慢扶他上车,进入车厢靠车门第一个座位后,他扭回身,却没有坐下去,先举目瞅瞅车窗外的住院楼,而后弯腰把嘴附在我的耳朵边,嗫嚅着问:
 
“哥,能不能……不……回去?”
 
我倏地一下愣住了,一时竟不知所措。回头看看身后,院长、副院长、室主任、主治医师,还有随车护送的医生护士,都等在那里,脑子嗡地一下就大了,情绪突然就失了控,冲着他厉声说,说好了走就走,怎么能再反悔?男子汉大丈夫,该挺的时候要挺起来!
 
二弟颓然坐了下去,直勾勾的眼神里,两点星火顿时熄灭。
 
二弟从小就服从我,说不上事事唯我马首是瞻,也差不多诸般都听我的,可以说我从小就指挥他,摆布他,甚至以大欺小欺负他,而他很少敢反抗,很少敢违逆冒犯我这个兄长。记得我上初一那年,一次和他比试摔跤,以往,都是我摔倒他,可是这一次,我突然被他压在了身下。他吓得大哭,一边哭一边说,我赢了,我把哥哥打败了,嗷嗷……哭声中充满了声厉内荏。在他的心目中,大哥是不可战胜的,大哥更是不可冒犯的,可是这一次,他竟然把大哥压在了身底,这还了得?
 
就在马达发动着的瞬间,我立刻就后悔了,赶紧回头想跟院长说,我们不走了,可是汽车已徐徐启动,院长已被撇在车后看不见了。我的心像被一根粗大的皮筋紧紧揪着,使劲朝后拽,直到汽车驶出医院大门,才听到嘣的一声彻底断了。我的胸腔里,顿时发出一声利刃裂帛的哀嚎。
 
坐在二弟身后,带着无限懊悔,我流了一路的泪。泪花洒落处,迸溅的都是手足患难的画面碎片。一起跟妈妈去拾铁,一起跟欺负我们的孩子打架,一起担着箩筐去煤矿扫场场,一起扛着麻袋去粮站交公粮……最刻骨铭心的一幕,是二弟悬崖舍身救我。
 
那年,我咬牙承包了全村的掏茅粪任务,为的是不想每天受生产队长的气,也不用月底评工分被奚落遭克扣。但那是一项又重又脏的活,全村五六百口人的便溺,全要由我一个人掏了送到田里去。我们那里的茅坑,都是地下埋一口陶瓷缸,大约三担水的容量,每天我必须,循环着送出去十几二十担,往返三十里路程。苦不怕累不怕,怕的是遇上雨雪天气。夏天雨水大量注入茅坑,家家的粪水满地横流,累死我也送不过来。冬天下了雪就更糟糕,大雪封了山道,必须先扫出道来再去送粪。于是二弟三弟就常常得帮助我。偏偏那年腊月,大雪一场接着一场,山道刚扫开就又被覆盖住,眼看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的茅坑都满得要堆起来了。队长支书就呵斥我:下刀子也得把茅坑清理干净!别人家都忙着扫窑糊窗贴对联了,我们家却男女老少全出动,三条扁担四把扫帚,扫雪的扫雪,掏粪的掏粪,顶风冒雪蹒跚在一条条蜿蜒陡峭的山道上。最后一天了,除夕的爆竹已经响起,我和二弟三弟还在送粪的路上。二弟前边走,我紧随其后,三弟担一副小粪桶走在最后。肩头一百二十斤的柳栲栳粪担吱呀作响,已经接连送了二十多天,兄弟仨都累得喘不过气来了,每迈出一步,都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勇气。朔风将积雪卷起来,抛向刚清扫出的山道上,一不小心,就会摔个狗吃屎。过断桥崖下坡的时候,二弟在前边喊着操心操心,自己先慢慢迈了过去。我一边关照三弟,一边战战兢兢朝过挪,就要跨过去了,脚下却突然一滑,扑通一下就仰面摔倒在地上。肩上的粪汤哗啦浇下来,顺着我的肩背屁股往下淌,人就像躺在冲浪滑道上朝坡下溜去。两边一面是悬崖,一边是峭壁,我手脚在地上胡蹬乱抓,坚硬的山坡上除了屎尿还是屎尿。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听见下边也传来一声扑通哗啦声,我心想二弟也完了,弟兄仨今天都要完蛋了,双脚却猛然被一个柔韧的东西顶住。同时,脚下传来二弟艰难的声音:哥,撑住,哥,撑住……我的身体终于止住了下滑。暮色苍茫里,我慢慢抬起头,就看见二弟趴在坡边,双肩顶着我的脚,一只手抓着崖边一棵酸枣树,一条腿已悬在半空中……
 
今天二弟的生命也悬在了危崖边上,我却因为一点面子,竟冷酷决绝地“踹”了他一脚,亲手掐灭了他最后一星求生的烛烬。世上还有什么比致人绝望更残忍的?我一遍遍扪心责问自己,你怎么这么坏?你怎么这么狠?你怎么这样对待自己的胞弟?假如现在生病的不是二弟而是你,你会不会由着别人摆布,由着别人决定你的去留?我的冷汗冒出来,心如刀剜锥扎,疼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停地伸出手,给二弟掖围巾,给二弟整头发,以此来弥补我粗暴决绝的罪过。但越是这样,越觉得自己罪不可恕!
 
汽车翻过了汾离交界的薛公岭。下山的车轮如滚石坠崖一泻千里,耳边的风涛如排山倒海惊心动魄,眨眼之间,便到了离石县七里滩煤窑,就是当年二弟扫场场的那座国营煤矿。车停了下来,前边围上来很多人,是二弟单位的领导和工人,一百多人几乎全来了。他们要和二弟最后见一面,同时派人护送二弟回村回家,把氧气瓶都拉来了。经理副经理上车来向二弟问候,工人同事们也挨个到窗前和他握手。一路需要妻子扶着的二弟,这时候竟变得精神矍铄,乐呵呵向大家问好致谢。这让我突然又看到了希望的桅灯,也给了我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于是我又改变了主意,说不回村了,我们去医院。他们经理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随车一起去了我姨夫当院长的妇幼保健站。
 
那天下午,从四点多到晚上十一点,二弟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几乎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他盘腿坐在病床上,和他们经理说了好多话,和堂兄弟表兄妹们也说了很多话,完全不像是一个垂危病人。这让我很受鼓舞,心里想,看来我的临时决定是正确的,医生在很多时候,和病人、家属想的不一样。我又对他充满信心,遂马不停蹄连夜和地区医院联系。相关的几个科室都表示为难,最后理疗科主任答应了我的请求。他是我政界之外一位交心朋友,为人诚实端方。他说,他正在尝试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的一些路径,如果信得过他,明天就转到他那里去。
 
第二天九点,护士为起床后的二弟打早晨的针,可是,针头一进去就穿刺,再二再三,都是如此,一会儿工夫,他的两臂就变得乌青。我有些不悦,说能不能换个技术好的?姨夫说这是他们最好的护士,叫我不敢耽搁赶紧转院。
 
到了地区医院,我的朋友给二弟仔细号了脉听了诊,然后说,我这里是慢功夫,你容我结合他的情况,琢磨几个方子,咱们一步一步来。弟弟听了心情愈发好转,说,转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地区医院。说这话的时候,他颊上居然还飘起来两片红晕,我看到后愈发放下心来,蛮有信心地向朋友致谢,随后就赶回单位,抓紧处理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
 
吃过晚饭后,痛痛快快洗了个澡,然后立刻钻进被窝,打算好好睡上一觉,缓解一下多日的疲劳。可是不等我合上眼,二弟的内弟突然闯进来,神情紧张地对我说:
 
“快,大哥,快,我姐夫……”
 
我呼地坐起,墙上的挂钟正指向十点。
 
 
二弟是晚上九点左右陷入昏迷的。
 
起先,守在他身边的弟媳和三弟并没有介意,还以为兴奋了两天的他一定是累了,该歇歇了。他们看着他仰靠在床头,静静地睡去,还打起呼噜——八个月来,弟弟就一直这么仰靠着睡觉,一刻都未再躺下过——他们的心都放下来,和我内心想的一样:或许是老天爷顾怜二弟了,不叫阎王带走这个善良的好人;也或许二弟本来就没啥大病,是我们大惊小怪到处折腾,硬把个好人折腾出病来了;还或许……总之二弟命不该绝,好人命不该绝,善哉善哉,苍天护佑。可是半个小时后,他们唤他,叫他醒醒,却怎么也叫不醒他。他们记得在汾阳医院的时候,医生嘱咐过,不敢任他沉睡,隔段时间要叫醒他一下。这回怎么叫不醒了?再仔细一瞅,发现二弟额头上浮起一层虚汗,密密麻麻的,像蚕蛾的卵。他们给他擦了,马上又渗出一层。他们赶紧去叫大夫,同时派人来叫我。
 
我家与医院仅一河之隔。我跑步前进,脚下的吊桥空空作响,待我冲进病房时,医生护士已采取了一系列急救措施。可二弟还是昏睡不醒。血管也是一再地穿刺,好不容易固定住一个针头,药液却怎么也推不进去……我急切地问主任,还有什么急救办法?他说,推不进药去,就没有办法。我说针灸,用针灸。他说试过了。我抱住二弟,大声地唤他,再回身拉住主任,请他赶快想办法,他无奈地摇摇头。我于是又抱住二弟,再次大声呼唤他,同时掀起他的眼皮,要他瞅我。二弟却一无反应,只是均匀地出着气,沉沉地睡着,仿佛正在做着,一个今生今世都舍不得断开的梦!
 
我把脸贴在他的脸上,继续不停地叫他,叫得大汗淋漓,叫得声嘶力竭。我的汗水和他的汗水滚羼在一起,顺着我俩的下巴往下滴答。小时候我俩也经常这样抱着,有时候晚上脱衣睡觉,妈妈逗他说,哥哥不是妈生的是捡来的,咱们不要他了把他扔了吧,说着还做出往床下推我的样子,我也顺势往床下倾身体。他慌忙钻出被窝,上前一把搂住我的脖子,胖嘟嘟腮帮杵在我的脸颊上,口齿不清地连声喊:撂(要)哥哥,撂(要)哥哥,妈妈不撂(要)撵斗(走)哥哥!
 
现在我也是这样大声地喊他:弟弟不要,弟弟不要,你不要吓我,你不要吓唬大家!我连着呼喊了几十遍,终于看见他的眼角,淌出来两颗豆大的泪珠。我激动不已,以为我终于把他唤醒了,便叫三弟赶紧拿水来喂他。三弟端来水,慢慢往他的嘴里喂,可是,喂一勺,倒流一勺,再喂一勺,又倒流出来,怎么喂也喂不进一滴去。我说,加点白糖,你二哥小时候爱吃糖蛋。三弟赶紧往杯里加了白糖,搅匀了继续喂,仍然是边喂边淌……这时候我忽然发现不见了二弟媳妇,还有她的两个弟弟,问老三,三弟说,都到走廊里去了,说是不敢看。
 
不久老父亲赶来了,接着二弟单位的经理也赶来了,还带来了几名工人。他进门便对我附耳低语,说抓紧出院吧,不然不好进村进家了。此时的我完全没了主意,看着我的主任朋友,他面带愧色再次摇摇头。可我还是不忍罢手,继续抱着弟弟,坚持不懈地继续摇他唤他,唤他的乳名,唤他的大名,唤小时候大家给他起的外号。阒寂的病房里,全都是我的呼唤声。最后父亲说话了:走吧,虎子,不要把龙龙,末了搁到冰柜里。
 
我是被大家连同二弟一起抬离病床的,直到吸氧管够不着了,才不得不撒手。大家把二弟放到担架上,去换氧气袋,爸爸伸手拔下二弟鼻孔上的固定吸氧管,就在这一瞬,二弟喉咙里突然“咕噜”一声,紧接着长出一口气,随即“噗”地滑出团白痰。我迅速把连着氧气袋的吸氧管,再次塞进他鼻孔,可是,他已经没有了气息。经理见状,很有准备地从衣兜里掏出一枚硬币来,放进二弟的嘴里……
 
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料峭的寒风飕飕刮着。我抱着氧气袋蹲在担架旁,一路继续不舍不弃地为二弟“输氧”。记得小时候钢厂煤气中毒闷死几名工人,就要下葬了,其中一个却突然醒过来。我相信奇迹也会发生在二弟身上,经冷风一吹,二弟也会突然醒来的。
 
翻过了两座山头,汽车在离村口不远处一个山嘴边停下来。父亲和经理跳出驾驶室,问我还进村不进村?我先去摸二弟的手和脸,已经完全冰冷了;再伸手进去摸他的胸脯,也像摸在一块井台的石头上。我才不得不确信,希望的奇迹没能出现。二弟走了,真的走了,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兄妹,丢下妻儿老小,永远地走了。我冷静下来,思考再三,然后说,不进去了,就搁这里吧,这儿有个放羊人避雨的山窑。三弟哭了,说,大哥,把二哥就这么丢在荒野里?我咬咬牙说,咱们乡俗有规矩,死了的人不可以再进村,咱们不要犯了大家的忌讳。咱村这几年连着出事,咱更得避嫌。还有你二嫂和孩子,娃们都小,不免害怕,咱们得顾及他们。
 
 
二弟的葬礼极为简单,参加的人只有至亲和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他们单位的部分职工,村里的部分睦邻相好。其他乡亲,都远远地点了火为他送行。
 
那时候还没有丧葬公司,也没有复兴起阴阳风水先生。穿衣入棺是父亲和几位堂叔操作的,我没在场,我不敢再看二弟的遗容,我怕我坚持不到最后。是爸爸亲手给儿子洗的身体,理的头发,还刮了脸;然后从内衣到外套,一件一件给儿子穿戴整齐;最后从自己腕上,摘下那块戴了几十年的上海手表,默默戴在儿子胳膊上。我想象不出,老年丧子的父亲,这可怜的白发人,当时承受了怎样断骨斫心生离死别的剐剜?那是他血脉秧蔓上,最可爱最有情义最具坚韧生命力的一粒苞穗,正是青春茁壮蓬勃生长的季节,却蘧然萎去訇然坠落在给予了他生命的根脉脚下,还得由老株一丝一缕亲手归拢了交还与大地。而怀胎十月乳儿三载的我的母亲,在听到儿子被丢在荒野山洞里的那一刻,顿时昏死了过去,差点就救不过来,以致都没能赶上山来,再看她的心肝宝贝最后一眼。
 
墓地是我和爸爸挑选的,说是挑选,其实就是就近选了个位置,旁边已经有两尊坟茔,也是两个年轻亡灵,其中一个尚不到十七岁。那两年,我们村不知怎么了离奇古怪地连着死人,死的还都是青年壮年,病死的,车祸死的,无缘无故死亡的,到二弟已经是第十三个了。吓得全村人夜不能寐,黑不出行。原来大家以为,我弟弟已经在外头工作了,不会沾着村里的“邪气”,结果还是没能逃过,更增加了全村的恐怖氛围。所以来参加二弟葬礼的,都是不得不来的至亲好友,还有欠二弟太多人情的,总觉得给二弟坟堆上培一锹土,也算是还债吧。
 
那天清风徐徐,蓝天下的黄土已经复苏。棺材吊了下去,送进椁室,插上墓门封杆,几个堂叔和村友交替着往里别谷草,一把一把,从穴底直封到墓口。一锹锹的黄土填了进去,每填一层,我便跳下去亲自踩实,再接着填。每次跳下去踩的时候,我都是均匀地连踩三遍,生怕留下一丝虚隙,叫人间风雨灌了进去。又怕踩得太瓷实了,弟弟从里头“出”不来。填到最后一层,将要全部封严的时候,我又趴下身体去,颤抖着抠开最后一缕谷草,定定地瞅着白色棺木的一个下角;又侧过耳朵屏住呼吸,仔细聆听里面有没有动静。听了很久很久,听不到任何声音,但依旧不忍撒手,表弟们只得将我强行搀起。
 
坟头在暮霭里渐渐堆高。三个披麻戴孝的侄子侄女,最大的七岁,最小的三岁,跪在坟前哀哀啼哭。那不懂生不懂死单纯凄哀的哭声,在苍凉的山头上飘零,令在场的人无不掩面而泣,天地亦为之黯然,鸟雀也尽皆屏声。
 
我要弟妹带着子侄们先走,赶快回家去照顾父亲母亲。我一个人留了下来,先围着坟堆茫然无着地转来转去,再远眺群山漫无目标地东瞅西瞅,最后一屁股跌坐在二弟坟前,放声嚎啕大哭起来。我嚎啕一通,哽咽一番,接着又是嚎啕,双手啪啪拍打着濡湿的坟头,二弟呀二弟呀一声声地沥血。有好几次,我将十指深深插入坟头,使了老劲狠命地往里够,仿佛要勾着二弟的双手。随后又呼呼地往外刨土,好像要钻进弟弟的墓穴,和亲爱的弟弟再胼手而枕,再砥足而眠,再用指尖抠他的脚心,再用脚趾挠他的腋窝,然后再把我的臭脚丫,伸到他的鼻尖底下,将他生生呛醒!
 
凄清的月亮慢慢升起来,照在远远近近一个个山包上。泪眼迷离中,影影绰绰朦朦胧胧,到处都是二弟的身影,遍野都是二弟的呼唤:哥——你搁下,我来帮你挑!哥——你慢点,等我去接你!哥——哥!你撑住,撑住啊,我在底下顶着你哪……
 
我止住哭,侧过耳朵细听,瞪大眼睛搜看,然而铁野冰风,四野一片死寂,哪里有二弟?哪里有二弟啊?
 
——二弟的呼唤,已经永远留在了过去的岁月;二弟的身影,已经永远丢在了那座大山里,孤零零,孤零零地……
 
作者简介:贺虎林,1950年11月出生在山西太原,祖籍山西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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