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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见明:我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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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文精选网 时间:2019-09-11 16:23 阅读:次    作品点评
/彭 见 明
 
 
 
一般来说,被人崇拜的人,应该是有真本事的人,学问很好的人,德行很高的人,社会贡献很大的人,是人中精华。看来“崇拜”二字,是不能随便使用的,是一个严肃的词,是一个要仰望的词。
 
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我也经历过奢谈崇拜的年龄,我也曾试图表白对谁谁谁的崇拜。甚至还有文学青年居然也表白崇拜我,如果我因为写过一两篇号称获过奖的小说就值得崇拜,这就有些不严肃了,这样我就得很警惕了,我值不值得被人崇拜,只有自己最清楚,所以我也会对使用“崇拜”二字持慎重态度,要是我崇拜的人的学问,并没达到值得崇拜的高度呢?要是学问值得景仰而人品又不高呢?要是空有其德而不具其才呢?离我太高太远、看不见摸不着的人,能够盲目崇拜吗……所以越是使用段数高的赞美之词,越是要谨而慎之。
 
我很想使用一下崇拜这个词,但由于顾虑重重,一直没有找准目标。也曾有记者和学生问过我崇拜谁,这可难倒我了,说没有崇拜过谁吧,显得我很傲慢。说崇拜过吧,假话又实在讲不出。后来我想出一句搪塞的话:我欣赏所有人的长处。当然这也是内心话。后来想想,关于崇拜,毕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我还是得有崇拜,思来想去,在我年过半百后,最后确定了:我崇拜的人是我的老祖父。
 
我的老祖父出身卑微,生长于山野,是个文盲,离人们概念中的崇拜条件,实在太远,但我选择了他。
 
我的老祖父名豪翠,号听甫。一直到我开始写小说,为取不好小说中人物的名字而发愁时,我才发现我老祖父的名字极其的诗意而高雅,我有意留心观察活跃在文坛艺苑的大腕们,说句不客气的话,还没有一个大名能与“豪翠”比肩。
 
我老祖父有三兄弟,另外两个分别叫拔翠、笑翠,也极好。将男儿取名叫“翠”,应该是极少的,这是个女性专用字。而我老祖父这块“翠”,并不柔媚,附于豪迈,气宇轩昂,就有深意了。我祖父的名字也好,叫“雁羽”,大雁之羽,纵横天下,轻盈洁净。可惜到我祖父以下的后裔上百众,再也没一个有文化品位的名字了。为此我十分好奇,难道我的祖上,曾经出过文化大咖?我24岁时,老祖父谢世。我27岁才开始写小说,这个疑问,来不及从文学的需要问他,就再也找不到出处了。
 
我找到一本族谱,可惜族谱也只修到我老祖父以上的四代,由此可见,如果真是大户人家,也不会只修这么多。
 
主持修编族谱的人选,一般是族中文墨较好的长者,谁都愿族中有幸出人物,凡稍有成绩者,都是要记入族谱的,作后裔楷模。尤其要与别的姓族比高下,满足虚荣心。上世纪80年代重修族谱,族上硬是坚持要把我这个小小的省作协副主席的称号也写进去,以示荣耀。看来真是族中无老虎,猴子也充王。
 
太平盛世,现在乡中修谱成风,凡考取了本科学校的学子,都要进史册。我仔细地查了我老祖父以上几代长辈,没有看到谁有一段介绍文字,也不知是真没有出什么人物,还是世事多动荡,无心记录。
 
再看看我家的祖屋,就是最普通的湘北民居,土砖青瓦,偏屋盖的还是茅草。墙体没有一口青砖,屋顶没有雕梁画栋,当然更不会有书画瓷器之类的带贵气的摆设。我太祖母辖下的子子孙孙,挤住在一个屋顶下,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兄弟要分门立户过日子了,祖上勉强能够分给一间房,就不错了。我作过一个统计:我们这一代以上的所有长辈,民国时期没有人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建国后没有人参军、入团、入党、吃皇粮,连生产队的副队长都没有人当过。一大家几十口人,始终生活在最底层。
 
如此看来,我老祖父的名字,没有我想象中的可能有高贵出处。
 
我28岁这年,开始发表小说了,调到县文化馆做文学专干,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这年冬天,我趁着去长沙开文学笔会,顺便带我母亲去长沙看病。我母亲指着湘雅医院后面的一片房子,说长沙“文夕大火”前,我老祖父在那里置有房产。她说老祖父年轻时,生意做得不小,所以能够在长沙置业。在长沙市的中心地带有房产是什么概念?随便就是时下的亿万富翁。
 
我母亲建国后才嫁到彭家,关于我老祖父,她也是听人家讲的。作为文学的敏感,照说这也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了,挖一挖,有可能弄出好东西来。但我母亲的感觉,和我是一样的:不相信老祖父创造过传奇。其时我老祖父已作古,也没法落实他当年究竟在长沙做过什么。
 
我12岁去15里外的中学读书,17岁出门吃皇粮,与乡党的联系并不密切,回家住一晚,看看家人就匆匆走了,关于老祖父的身世与经历,竟是几十年间道听途说的琐碎积累。
 
从一些已经口齿不清的老人的叙述中,我老祖父确实做过生意,出过远门,而且起步较早,给乡党印象深的,一是贩过猪,二是贩过布。猪生意做得远,直接往两百多里外的长沙送。其时乡间的运输工具是独轮车,木轮子外面包铁皮,一辆车推一头猪,送到长沙要三天,在一个叫金井的地方住一晚,在一个叫路口的地方再住一晚,第三天才能到达,走的都是两头黑。人住下,猪松绑,让猪在店家的猪栏里,同店家的猪挤住一晚。还要在店家借锅煮猪潲,让它吃饱,来日清早好再被捆绑上路。松松绑,休息好了,猪们才不至因过于劳顿而死在路上。我老祖父的车队,少有十几辆,多时几十辆。每台车,一个推的,一个拉的,都是有气力的人。人不能少,一路翻山越岭,都要是有力气与拦路打劫者一搏的角色。
 
说是我老祖父在长沙的猪生意做得不错,在业界有声望。怎么不错?也没有人讲出具体的细节来,稍微完整点的故事只有一个:说是某晚车夫歇在长沙,无事就在赌场看赌钱,其中一局,下局的金额悬殊太大,要么大赢,要么大输,庄家不敢揭这个盖子,他没有赔大钱的底气。一般这样的赌局就要封存下来,另外去寻大老板来“买”这个庄。
 
这时我老祖父正在客栈呼呼大睡养精神,他的伙计们想一睹这场输赢,便提议庄家去问问我老祖父,敢不敢“买”这个宝?其时我老祖父可能有点名声,连赌徒们都认识他。庄家听说彭老板在,眼睛一亮,觉得有人解围了,当即便委平江伙计去问我老祖父。我老祖父过于疲惫,也没听清伙计们说什么,连声说“买买买。”倒头又睡死过去。
 
第二天早晨起床,我老祖父见床边放着几个麻布袋,伙计们一个个脸上放着贼光,围在一旁傻笑。原来我老祖父梦中揭宝,大赢一场,获银元几麻布袋。我们山中,几乎家家都有养狗打猎的习俗,待到秋收时节,我记得我家的猎狗,几乎每天清早都要从外面咬一只小猎物回家。乡人狩猎有规矩:不管谁打下野猪等大兽物,凡围观者都可得一份口福,叫做“见者有份”。现在我老祖父得此一大笔横财,自然想到“见者有份”的乡约,便叫各位伙计,撩起衣服尽管装银元,但不许使用布袋。待一阵哄抢,我老祖父所剩无几了,但他高兴,在他看来,这不是靠气力得来的收获,属横财,横财是不可独吞的,只有大家分了才无愧。
 
这批伙计拿着银元,回家即买田置业。有了垫底资金,发展就快,日久都成了乡中富主,到解放时,大都被划为地主或富农成份。而他们当初的老板——我老祖父却与他们拉开了财富的距离,只评了个下中农成份。也不知我老祖父是什么时候破的产。不过我老祖父以他破产的代价和贡献,拯救了我们这个大家庭,解放后他没有挨过斗,他的子子孙孙都是有着红色头衔的贫下中农,不必低着头走路。
 
也有人说我老祖父贩猪的名声不算大,贩布的名声才是大。他被乡党真正叫做老板,出自一个很特殊的背景。
 
上世纪30年代末,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很快攻占了上海等重要工业城市,其中纺织业惨遭重创,老百姓没衣服穿尚可将就,前方打仗的战士不可没有衣穿。当纺织工业消亡后,便有无数的手工业取而代之。我的老家地处深山,一时远离战火,竟在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纺纱织布的重镇。我们这个很小的地方,因此有了一个很大的名字,叫:长田市。建国后长田市的建制是一个行政乡,后因实在是太小,有市无街,有市无商,撤乡并镇后,现在成了一个村。但抗战时期的长田市之繁荣,无以言表,那时候以长田市为中心的周边几百上千户人家,家家拥有纺纱车和织布机,男女老少人人上机纺织,昼夜不息,人歇机不歇。日本人封锁了水运和公路,但堵不住可以在树丛中穿梭的独轮车。附近江西省的修水、铜鼓,湖北的咸宁、通城,湖南的醴陵、攸县、浏阳、长沙、岳阳等上十个县的棉农,每天要往长田市送来数以万斤计的棉花。送进来的是棉花,拉走的是棉布。山坳林密处昼夜响彻着独轮车“吱呀”作响的声音,通省连县的石板路被车轮碾出深深的凹痕。我老祖父没有成为一个纺织手,也没有当车夫,要么是坐地收购的掌柜,要么是在生死威胁环境下组织运输的大佬,他被授予“老板”的尊称,大概是始于这个时候。若干年后,凡与我老祖父有过交往的长田市人,每谈到他,必竖起赞赏的大拇指。但遗憾的是并没有留下动听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生动的细节,如果我老祖父不讲,就流传不出去了。但他从来不讲自己。
 
长田市离我老家三里地。我儿时记忆中的长田市,青石板街仅两米宽,百把米长,两边有几十家窄窄的店面。从我家门口流过的一条小河,绕过小街的两头,街两头各有一座石拱桥。就是这么一个小地方,不知为前方的抗日战士,送去多少温暖。
 
从石板小街被车轮碾出的凹痕,可印证当年长田市的风采与沧桑。此番风光,一直保持到我17岁出门去县城工作。再回首,现在尚存的长田市,仅留一座爬满青藤的石拱桥,铺面早已拆除一尽,被一群配有“罗马柱子”的五颜六色的小洋楼替代。
 
在我17岁前的记忆里,长田市附近一带大多数人家,都还保留着织布机和纺纱车,老少妇人都还有纺织的习惯,只要体力活干完了,孩子入睡了,女人便会开始纺织,就像现在的妇人一样,一闲就看电视连续剧和玩手机。她们甚至不以为织布是在劳动,而是休息。纺车“咪呀咪”地吟唱着,出自妇人口中的绵绵小调,也就随着穿梭于夜空,歌声和纺车声、织机声,伴着我整个儿时的睡梦。
 
在我13岁那年,我老祖父邀我同他去做布生意。他给我准备了一担大约三四十斤重的家织的棉布。作为农家子弟,我已经具备这个力气。这一年我老祖父72岁。本来在他这个年纪,出门做生意,还不需要借助我的肩膀,他比我还会挑得多。但一年前他去浏阳做布生意时,在山上把左腿膝盖骨摔脱臼了,经路人发现,口信传口信,一路传来,经过几个人的口,才传到我家,待我叔叔他们抬着轿子寻到他,时间已经过了一天一夜。对于伤科郎中来说,治脱臼不是难事,找力气大的人抱紧患者的上身不让动,郎中点香燃烛,倒一杯冷水,口中念念有词,拜请师傅神灵援手,然后在杯口用手指游走,谓之:画符。画毕,喝一口赋予了神力的冷水,朝伤处喷去,待伤者皮肉一紧之际,郎中迅速搬起伤腿,往上一举,只听得“咔嚓”一声响,郎中宣布:好啦。骨头便在一秒钟之内接上了。伤者虽然马上能站立了,但仍需卧床一月,待血肉筋络长全,方能下地走动。我老祖父年满七旬,气血已衰,至少也应在床上躺一两个月。
 
我老祖父大半辈子东奔西跑,从没闲过,不遵医嘱,觉得好了一些,便下地走动。待更好一点,便开始做甩腿运动,试图帮助伤腿尽快恢复到原来的劲势。但这一甩,因用力过猛,导致再次脱臼。再次脱臼的后果是这条腿无法接上去了,膝盖骨从此凹了下去,形成一个恐怖的坑。在我老祖父以后十多年的生命时间内,那条伤腿,要依仗一根拐棍,才可勉强走动。
 
这年的深秋季节,我同我的老祖父第一次出门远行,有多远?我没问。此行去干什么?布袋里装的是什么?他不说,我也不问。我没有问什么的习惯,我只是愿意和我的老祖父在一起,什么话也不说,也愿意。为了这次远行,我老祖父就如何让拐棍协同伤腿走路作了大半年的研究和训练,一直练到了可以挑半担尿去浇菜地,才决心出门重操旧业。而这一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没老师上课了,学校荒废了,我不必请假,也可自行来帮老祖父干活。
 
老祖父选了上好的麻和粽,打了两双麻草鞋,我们穿上它往远远的一架大山进发,在我13岁的视野里,每天出门必见此山,但从来没有亲近过她,不知道那一抹灰蓝色离我有多远。我知道走远路必须有一双好鞋子,而走路最好的又是草鞋,依我并非吃不到杨梅说杨梅酸的真实感受,依我几十年的实践,尽管时下名鞋如云,但论走远路,其综合享受,真还没有超过一双麻草鞋的。
 
我们吃完中午饭就出发,一直走到天黑,才走到那架叫做连云山的山脚下。我老祖父只生育我祖父一根独苗,他弟弟笑翠过继了一个闺女给我老祖父作女儿,她就嫁在这山脚下,我们就在她家打住。我的老姑告诉我:我们花了五六个小时,才走完到她家的二十多里地,可见我老祖父走得有多难。但见我老祖父有伤的膝盖并没有红肿,她才放下心来。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吃过早饭出发了。我们的整个行程是上山15里,下山30里,才到达目的地。爬到山顶是15里,路名叫“十八盘”——即要盘旋18个大弯,方可达山顶。我们在不见天日的密林和藤蔓中盘旋,整个大山里只有两种声音,一是我老祖父手中拐棍戳在石板路面的“咯咯”声,二是我老祖父粗重而均匀的喘息声。我在前,他在后,因此路很少有人走,时有枯枝挡路需清除,那是我的事。我们走走停停,待见到阳光照到头顶时,就看到山顶了,树林也就不再长高了。看看太阳当顶,就知道是正午了,在我13岁时,我还没有看到过手表和闹钟。我数了一下,我们花了整整半天,18弯还有4个弯没走完。在路边一眼天然的泉水旁,我老祖父说在这吃中饭。水边有好心的路人给路人备好的舀水喝的竹筒,我们就着这一汪水,开始进餐。饭是掺着艾叶煮熟的两个饭团(艾叶防馊、不拉肚子),装在一个用麻线织成的布袋里,通风透气。菜是炒黄豆,有油盐味。这大概是老祖父他们那一代人出远门的通用干粮。
 
我问老祖父这山顶上怎么只长草不长树?他说山顶风大,长不成大树的。我问这山上有老虎吗?他说老虎就住在这草里。我问为什么不住林子里?他说老虎怕鸟拉屎,鸟屎能烂见虎骨头,山顶上只长草,没吃的,鸟不来。听说山上有老虎,我的后背就发麻,我说你不怕啊?他说以前来这做生意的,过十八盘时,都会约齐了,一起走,人多就不怕老虎,老虎也怕人多。我问如今还有老虎吗?他说不晓得。好久没见过了。看来他过去是遭遇过老虎的。
 
下山的30里,大多是平路,我听到后面的拐棍声和喘息声显得轻松多了,我肩上的担子也就轻松些。太阳快落山时,老祖父问我肚子饿不饿,我说有一点。他让我在一个山沟旁停下来歇歇,他让我看看沟里。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看到光滑的石沟里,是一堆堆的板栗,抬头往上看,是密密匝匝的高大的板栗树,这正是落果的季节。我忙跳到沟里,选些个头大的板栗,装满身上的口袋,装中午饭的麻布袋空了,也被装得满满的。我和老祖父吃了一阵板栗,有了精神,继续前行。在快看不清路时,前面便有了灯光。老祖父说,今晚歇在这里。
 
路边的客栈很小,伸手可以摸到屋檐。屋顶盖着厚厚的茅草,很大一根的树撑着它。屋里点着一粒豆大的灯火,有五六个人影在晃动,但是热情胜似灯光,见我们推门进去,个个都起身相迎,齐齐悦声叫着“彭老板”。显然我老祖父过去是这里的常客。很快锅响了,饭菜都是现成的,热一下端了上来,我胡乱塞饱肚子,太困太累,倒头就在一张可睡十来个人的统铺上,钻进一床被子里睡了。这家店给我睡前留下的印象有三点:一是被子下面只有稻草,我闻出来,这是刚刚收割的晚稻草。二是店家的饭甑就是一截楠竹做成的,我也算是山里人,不敢相信竹子能长得这么粗,像一只水桶。三是有人提议要喝酒,一听说酒字,我老祖父的声音就高了,声言这顿酒由他来请……第二天起来,我第一件事是细看那只竹饭甑,那个大啊,真好……
 
山脚是一家煤矿,那里的人都认得我老祖父。
 
“这是我曾孙。”老祖父逢人便得意地介绍我。
 
“好命好命。”那里的人是真心地赞美。
 
我挑子里的布卸在一个杂货铺子里。那些一脸黑的矿工见我老祖父走路一拐一瘸的,都止不住流眼泪。杂货店的老板娘也跟着流泪,对我说:我们这里只销你老祖父的布,只他的布结实耐穿。
 
这地方叫浏阳东山,出煤,也出柿子。柿子有拳头大个,我老祖父买了柿子表彰我,好吃就贪吃,吃得我都吃不下饭了,以后好几年看到柿子就想吐。返程时,老祖父让我挑了些柿子干回去,再卖给地方上人。回家时,我没有忘记再捡些板栗挑回家。返乡的担子并没减轻。
 
我老祖父这是最后一次造访这个他常去的地方,他以后没有再让我陪他去,说明他通过检验,证明他已经没有能力再走一趟了。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个健壮的人,要走完那条艰险陡峭被世人遗弃了的古官道,并非易事,而我老祖父是在古稀之年用一条好腿拖着一条废腿走完的,我除了听到他粗重的呼吸,不曾看过他的愁眉,不曾听到叹息。他选择放弃这条商旅,足可见他无法承重。
 
我老祖父不能出远门了,但还是拖着一条无力的腿,不停地在附近乡间游移,以他特有的商业敏感,做一点小小生意。他必须赚点小钱,来养他那点喝酒的嗜好,他每天要喝一点酒,哪怕一两也行,不喝便没有精神,可以不吃饭,但不可以断酒。而他的儿子和孙子,都没有能力保障他这点微乎其微的需求,他只能自救。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正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饭都没有吃,哪有粮食酿酒?我老祖父便去山上采摘一些植物根茎和果食,挑回家来酿酒,其中我知道名字的有葛根酒、红薯根酒、乌毛刺果酒等。走前人没走过的路,他按自己的理解来酿酒,我还记得,他酿出来的酒,所有好酒之徒都不愿喝,说是比喝药都难喝,而我老祖父一边皱眉头还要一边喝。
 
我17岁招收到县剧团工作,那时候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老祖父每年都要来我这里住几次,每一次都是呆两天两晚,就是留,他也不多住,说不能影响我的工作。从我老家到县城,有四十多里地,他是步行来的,分两天走,第一天走一半,到嫁在离县城20里的他大妹妹家里住下,第二天走到县城。回去时可以坐30里路的客班车,我要买票给他,他说他走惯了,坚持不肯。
 
每每老祖父光临,我的第一个动作,必是飞奔而出,上街打酒,一定要让他在三分钟之内喝上解乏酒,这是他最高兴的事情。其时工厂的学徒每个月只有15块钱工资,而我刚参加工作就有28块5角钱,那时候毛主席的文艺战士地位很高。为了迎接老祖父,我备好了从医院里弄来的盐水瓶,瓶盖是软橡胶的,又紧风,又好开启,又耐用,比现在所有的品牌酒盖都好用。一个瓶子正好装一斤酒,几角钱一斤的酒,这对于我的经济状况来讲,不在话下。当我递给老祖父一整瓶酒时,他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荡漾着喜悦。要知道,在漫长的岁月里,他没有能力让自己一天喝上一两酒,而我一出手给他的就是沉甸甸的一斤,多么土豪。
 
我拿上了这么高的工资,当然不会让老祖父喝寡酒的,那时县城有家卤味店,也是惟一的一家卤味店,我还会在那里无比奢侈地买下几角钱猪耳朵、卤豆腐干、花生米,给他下酒。当我看到他高亢地打着酒嗝时,我十分开心,因为他有幸能够喝上他的曾孙的酒了,而能享受这种待遇的老人,是很少很少的,我的同事中,至少有一半人没有看到过自己的祖父,而我却能够孝敬我的老祖父,令我的同事们十分羡慕。每次我老祖父来了,同事们都要高声给我报信。
 
但这样的好景只维持了几年,在他年届八十时,他实在是无力拖动那条病腿了,不能走到县上来享受他曾孙的孝敬了。尽管后来在他活着的几年间,在他再也无力靠做小买卖来维持每天几口酒的时候,我保障了他的嗜好,但我还是觉得我参加工作太迟了些。
 
在我老祖父逝去几十年后,县城有一位主修彭氏族谱的长者告诉我,你老祖父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二十多岁时就把布生意做到了武汉、南京、长沙,是很大的老板。他带着一支船队,多时有几十条船,敲锣打鼓,在县城的大码头出发,威武啊,顺汨罗江,入洞庭湖,下长江。平江有四大特产,茶、麻、油、纸,他什么都做,做得最大的,还是麻布。风风雨雨,一走就是个把月,满满一船去,满满一船回……那时候彭家祠堂是县城修得最大最好的祠堂,你老祖父是捐款大主,但从不留名……
 
由此我相信我母亲说我老祖父曾经在长沙置有产业,可能是真有其事。那时没公路,一个县份的物资进出全靠水运,作为运输大亨,我老祖父应该是赚了大钱的。
 
但是一个大亨的晚年,居然不能给自己提供一两哪怕是劣质的酒,这就完全有理由让我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
 
不知是家里的安排,还是我老祖父的要求,我自小就是老祖父带着睡觉,一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每回老家,都是同老祖父睡。还是儿时记忆中的那张一直未能涂上油漆的床;还是那一床补了很多补丁的麻线蚊帐,凡是老祖父的衣物用品,都是他自己缝补;还是那张只剩下三只脚的竹躺椅,在我的记忆里,它从来就没有过四只脚,比他自己那条瘸了的脚不知早了多少年;还是那盏没有了玻璃灯罩的煤油灯,几十年不变地立在竹椅旁的一个小方桌上;还是那间三面都是木板、每块板子之间都均匀地裂着缝的房间……我最要感谢的是老祖父房间的竹躺椅、小方桌和一粒灯火。我在这里完成了大部分高小两年和初中一年的家庭作业。更重要的是自“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中学读书馆被砸烂,满地是书,附近的农家妇女都来这里捡书纸回家当引火柴,我也赶紧捡了不少文学书回家,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五六本历史小说,有《静静的顿河》等七八本前苏联小说,有《林海雪原》等十来本当代小说,还有《十万个为什么》等等杂书。那时爱读小说,找了只旧箩筐放书,最盼望天下雨和夜降临,那样就不要下地干活了,可以安心看书了。老祖父房间里的一粒灯光,伴陪着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些书,读到天亮是经常的事,我能把《三国演义》的故事完整地讲给乡党听。
 
其实写小说也不是高不可攀的事,读过一些好小说,还真把这些小说读进去了,消化了,水涨船高,就自然而然知道怎么写小说了,我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我日后能够靠写小说混到饭吃。我老祖父那仅能放一床一桌一椅一柜一尿桶的木板房,是我的大学课堂,我在这里聆听了众多不同风格的作家老师授课,我在这里认识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柯夫、普希金、泰戈尔、罗贯中、曹雪芹、鲁迅……那时候的农村中学,居然有这么多的好书,有那么整齐的俄罗斯作家阵容。
 
我老祖父房间里的那一粒灯火,是我文学启蒙的光芒。
 
我老祖父是乡中少见的爱干净和料理个人生活的老人,他的蚊帐被子,虽说补丁叠补丁,却总是保持干净。我们乡中讲究的人家,凡洗过的衣服被帐,晾晒前还要浇上米汤浆一次,我也没弄清楚这么做的由来出自何处,估计好处可能有两点,一是衣物硬挺有形一些。二是有米汤的香味。我们过冬睡觉保暖的主要依赖不是棉絮,而是稻草。棉絮要花钱,稻草不花钱。我老祖父和所有老人一样,在收割稻子的时候,要去精心挑选一批优质稻草,去掉外衣,留下秆子,悬挂于梁,随时替换垫床的旧稻草。一般人家是一年换一次,也有几年不换的。我老祖父一年至少要换两次。他的床上,长年散发着米汤和稻草的清香,这是让靠吃大米而活着的人最享受的香味,可惜没有人将其做成香料的母本。很多年后我有幸能住上价钱不菲的宾馆,一切皆奢华,我想要是能闻到米汤和稻草的原香,将会有怎样的好梦。
 
我们这个院子,只住五六户人家,同龄的小朋友仅有两个。附近有高祖留下的彭姓大宅,那里孩子成群,是我们爱去的地方。每到寒冬之夜,我在外面玩晚了,或者看书看晚了,脚快被冻僵了,实在熬不住了,便钻进老祖父弥漫着米汤同稻草气味的暖窝里,再把麻木的脚伸到老祖父的腋窝,这时他必搂紧我凉如冰块的脚板,他什么都不说,更不会说玩这么晚才回家之类的话,默默地以一个存世并不久了的体温,赠予他的后人……一脉香暖催人入梦,几十年来,每逢寒夜哆嗦上床,脑中必闪过儿时那令人留恋的一幕。
 
我老祖父逝世时,没有碰上好时候,上世纪70年代中期,属于旧时代的葬礼都被取缔了,和尚道士都还了俗,“作案”工具被悉数收缴或销毁,谁也不敢私藏。我没有见上我老祖父最后一面,他就被草草掩埋。那时候一个公社(乡)几千人,分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山川间,只公社有一台可往外拨打的电话,住得远的人,如若要打一个电话,路上要走一两天。尽管打电话这么不易,我家人还是想方设法通知我回家去送老祖父一程。其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在长沙学戏。我们剧团的团长在县里接到了这个电话,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事后他做我的思想工作:考虑革命工作要紧,所以没有告诉你。
 
在这个革命高于一切的时代,我能说什么呢?
 
一个多月后,我回老家跪拜了老祖父的坟墓,但是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哭。老祖父使用过的所有东西都烧掉了,只剩下一间空房。我突然感到一片茫然:我今晚跟谁睡呢?
 
一些年后,我同一位族上长者谈到我老祖父,他说:那时候你老祖父做得大啊,你们的老屋场,叫做“顺生里”,买卖做得不小啊,有“顺生斋铺(做糖果饼干)”“顺生药号”“顺生学堂”“顺生糟房(蒸酒)”,还杀猪打豆腐……你老祖父手头好的时候,这地方上下十几里的人家,恐怕都借过他的钱。他这人大方,只要人家开口,只要荷包里还有货,没有不给的。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你老祖父的家业就跟着败了。再后来,解放了,朝代都换了,还有谁会还钱呢?以后的几十年,你老祖父过得苦,也没看到谁打一两酒给他喝。你老祖父的后辈人,都苦啊。有后人问过你老祖父,想要他说出来,地方上都有谁借过他的钱。你老祖父说:还得起的,会还,还不起的,还是还不起,算了吧。他闭口不说谁欠过他的钱。你老祖父走时,不糊涂,只是不能吃了,拖了十几天。又有后辈伏在他耳边说:你就要走了,人家欠了你的钱,该说啦,再不说就迟啦。但你老祖父还是摇头不说……
 
后来我的一位婶婶告诉我,我老祖父曾经清理出一个箩筐的本子和纸条,叫她挑到河边的沙洲上,一把火烧了。
 
估计那是他秘密保存了几十年的帐本,此举是要断了后人秋后算账的想法。
 
在我老祖父谢世后的近四十年,我老家的县上成立商会,大家要我讲个话。我是文人,这种商业场合我能讲什么呢?我突然想到了我的老祖父,他也算得上是个前辈商人哪,而我就是商人的后裔嘛,于是我就有了讲的胆气了。于是我讲了一段我老祖父的故事:他不会武功,没有枪支,敢领着一支船队闯乱世,临劫匪,是怎样的豪气?他是山里人,会走路,不善水,是旱鸭子,敢于披风斩浪过洞庭,下长江,是怎样的胆魄?他没有文化,却能做出大买卖,出入账目全在心底,是怎样的智慧?如此的豪迈与精明,我等后人实在不及,世间也是少见。他“会赚钱,不吹牛,讲义气”,是我崇拜的偶像。
 
有位商界成功人士,听了我的发言,喜欢这最后的三句话九个字,让我用毛笔写出来,装裱好挂在他的豪华办公桌后面的墙上,试图作为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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