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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电影理论:“第三世界理论”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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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文精选网 时间:2019-09-11 21:57 阅读:次    作品点评

……位,存在着文化层面上的“翻译”和误读,而且,其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这里潜在地存在着、要求着陈述、批判主体间的多重转换。杰姆逊的论述,正在于美国的社会语境内部打破欧美中心主义的主体想象及对第三世界的俯瞰,将第三世界及第三世界的文化上升到与欧美世界相对的主体位置之上。然而,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望去,杰姆逊作为第一世界言说者的主体身份,第三世界作为言说对象的客体位置,却颇为反讽地复制着杰姆逊所尝试抵抗并改写的权力逻辑。

因此,一如形形色色的欧美理论的引入和借重,更为直接和追切的是,当“第三世界批评”被译介到第三世界,再度成为第三世界本土学者间或借重的“他山之石”之时,其中主客体位置及其权力关系,便成为一个需要自觉警醒的前提。换言之,如果说,杰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与“民族寓言”的论述,在美国社会语境内部,构成了某种“飞地抵制”,那么,它在世界语境中、尤其是在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语境中,却不期然地打开了某种对话或曰交锋的平台。其中丰富的主体闻性不同的主体位置间的参照与换位,间或成为开启新的文化视野、文化批判的可能空间。

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杰姆逊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的和利比多(欲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而且这种寓言亦非潜意识里的、“必须通过诠释机制来解码”的深层结构式的存在,因为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是“有意识的与公开的”。在这篇论文中,杰姆逊突出了某种在他者第一世界内部的批判者的视点中展开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与政治论述。其中的“民族”、准确地说,是“民族主义”,是其关键词之一。但此处的民族”,并非被本质化的、人种学或单纯地域层面上的存在,而更多地是一种政治的、文化的功能单位,是第三世界国家在与第一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抗、挣扎与撞击中产生的互动的政治社会文化实践。用杰姆逊的表述,即:“所有第三世界文化都不能被看做人类学所称的自主的或独立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了资本的不同程度的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因此,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在杰姆逊这里,是一份积极、正面的表述。

在此,必须予以说明的是,产生于六七十年代的“第三世界”这一政治的或曰人文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其自身带有鲜明的冷战印痕,充满了特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中国的读者,“第三世界”这一语词携带着自己的历史记忆。1974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他的论述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欧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第二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则构成了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而在欧美左置学者,包括杰姆逊那里,与“第三世界”这一概念相关的世界图景则有所不同。在他们的叙述中,冷战年代,以欧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阵营是第一世界,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为第二世界,此外则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在这两种论述中,尽管对第一、第二世界的定位不同,但第三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早期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所在,却是一个彼此重合的概念。如果说,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三个世界的划分和第三世界理论的提出,固然是出自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思想,但同时也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为中国确认自身新的国际位置的需要;那么,在欧美世界的批判知识分子那里,第三世界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从冷战时代无所不在的二项对立式间突围,以第三元或曰第三极的设立,打破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冷战思维与论述模式;另一方面,则如同杰姆逊本人所说,是在毛泽东“三个世界”论述的启迪下,尝试将第三世界的反抗与斗争转化为欧美知识分子新的理其次,当欧美学者论述中的第二世界一昔日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美国作为新帝国的国际霸主地位不断上升,在冷战终结的今天,所谓“第三”世界的论述究竟建筑在怎样的前提基础之上?是否全面采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论述,仅仅以美国这一“新帝国”取代了“美苏两霸”?同时,正是由于冷战的终结及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全面启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姑且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开始更为深刻而全面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方位展开。南北对峙无疑正在或已然取代了东西对抗。就文化层面而言,后现代主义的渗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而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化(欧盟的崛起,中国经济腾飞下的东北亚格局、中美洲的联网与拉丁美洲的演变)一方面成为对抗一极化世界的途径,另一方面区域间的矛盾冲突亦在不断加深、加剧。因此,一种总体性的第三世界文化或第三世界文学无疑不复存在或曰不曾存在。相反,欧美学者朝向第三世界文化的、不加区分的寓言式解读定式,则间或在特定的情势下(诸如欧洲国际电影节对第三世界电影所充当的特殊角色)成为全球化的另一种渗透性的改写力量。

再次,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第三世界的本土学者说来,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确乎仍出演着重要的、有机的社会角色,也的确有相当多的文化文本和文学作品成为自觉的民族寓言、社会政治寓言写作,至少自觉地提供或暗示着某种寓言式解读的路径。但必须指出的是,正由于在第三世界众多的国家和地区,知识分子仍然是相当活跃的社会功能角色,而且他们大都首先是政治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社会活动与文化/文学书写,首先是对他们所置身的本土现实的直面。而对于第三世界本土的社会、政治、文化实践而言,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的多数首先是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者,是本土社会政治生活中压抑性力量的批判者。而关于“传统”的叙述、尤其是国家民族主义的多种形态,则频繁地为本土社会生活中的压抑性力量所借重,也因此而成为本土知识分子批判与反抗的重要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间或在明确的国际视野中,对抗“第一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并反抗发达資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渗透;但正是由于这一渗透过程,不时“被委婉地称之为“现代化’”进程,第三世界本土的知识分子则在类似的本土视域中,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者,而不时成为这一渗透过程、至少是文化渗透过程的代言人。在类似情形中,相对于第三世界的他者—第一世界(准确地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立场、观点便间或成为第三世界批判知识分子高度內在化的视点;而所谓第三世界的自我/第三世界的生存现实与文化现实,便成为这一内在的他者视点中的“外在”客体。在笔者看来,暂时搁置对“总体性”论述自身的质询,这一重要的事实,无疑是杰姆逊“第三世界论述或批评中的重要盲区。这曾是死于华年的非洲思想家弗朗兹·法农的洞见所在,也是相关的后殖民讨论的重点之一。

作为置身于第三世界内部的“第三世界批评”,当我们将另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伊朗的年轻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巴夫(为了区别于其父——伊朗著名导演莫森·马克马巴夫,其母—伊朗女导演玛兹嫣·马克马巴夫,其妹汉娜·马克马巴夫,以下简称为萨米拉)的影片《黑板》,纳入第三世界批评的视野之中的时候,我们必然置身在三重对话、或曰复调对话之中。

其一,借重杰姆逊的洞见,以某种寓言式解读的脉络,进入影片文本内部,以发掘其内部的对话关系。其内在的对话本身,间或是某种文化的“生死搏斗”的呈现;同时考察并发掘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出演的多重角色。

其二,则是从来自第三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文本中,发现其表述的丰富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的呈现,同时将成为第三世界言说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学者间的潜在对话。

其三,在跨国资本主义、或曰全球化的时代,第三世界承担着共同的、至少是极端相近的历史命运。然而,这对第三世界共同命运的表达,却常常掩盖或曰遮蔽了不同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遭遇,掩盖或曰遮蔽了这一共同命运中的不同历史脉络与现代化途径。因此,当我们阅读一部第三世界文本之时,它同时要求着另一层面上的对第三世界内部的差异性的发掘和思考,以期这一解读过程,成为第三世界文化内

链接: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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